2004年，由香港天馬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《淮陰金石錄》一書中，刊載了豎立在淮安老城府市口“淮陰市”碑的正、反兩面照片。在說明文字中，這樣寫道：

此碑建于唐代，原立在淮陰故城中（即今淮安市淮陰區碼頭鎮），明時被移立于淮安府市口，后損壞，存放在楚州區勺湖公園內。時年，淮安府又仿制一塊，現立于城內。

在這段話中，“淮陰故城”后用括號主觀說明淮陰故城就在碼頭鎮，而楚州區即指今淮安區。根據今存大量淮安歷史文獻、地方志、碑刻等記載，《淮陰金石錄》一書所說，有失偏頗。

豎立于淮安城北門府市口的“淮陰市碑”

一、由“淮陰市”碑說起

首先，“淮陰市碑”并非唐碑。其碑身落款處有兩個人名，皆為明代人。古人喜歡信而好古，不至于將珍貴唐碑磨平，再鐫刻一塊與原碑同樣內容的碑。碑上兩個落款的人名，一為“知府王廷器重修”，另一為“東魯劉大文題”，雖都是明代人，但先后相差了100余年。

王廷器，名瑜，字廷器。宣德八年（1433）任都指揮僉事鎮守淮安，充左副代陳瑄鎮淮安督漕運，累進左軍都督僉事。而劉大文是在150多年后的萬歷二十四年（1596）才來淮安擔任淮安府知府。碑中，王廷器并未擔任過知府，卻署稱“知府”，劉大文確是知府，卻只泛泛署了自己的籍貫地“東魯”。這是為何？一種說法是在宣德年間王廷器曾重修過此碑，而到了劉大文時，碑損重勒，并繼續署上王廷器之名。劉大文署王廷器為知府，或許是因為王廷器鎮守淮安時行使過知府的職能，也或者是古人的那種謙遜，才會有了這樣一個題署方式。所以，磨唐碑刻新字之事更不可能發生。

其次，“淮陰市碑”并非從碼頭鎮“移立”到府市口。據前文所示，碑中出現的兩個人名都是明代人。一個是鎮守淮安的“權官”，一個是淮安府的“父母官”，兩個人的工作地點都在淮安城內。如果兩個人都在他們生活的時期重修過這塊碑的話，那更說明此碑之前就有已損之碑，并在原址重立。因損而修，幾次更迭。且府市口的“學名”就叫“淮陰市口”。若簡單表述，即在不同時期的不同官員，為淮安城內的“淮陰市口”幾次修復了“淮陰市”碑。類似的事情，歷史上在淮安城內最平常不過。“淮陰市”碑并不是名碑名刻，若與淮安城沒有聯系，不管是淮安人王廷器還是山東人劉大文，重修它為何？所以“移立”之說不足為信。

文革時期被紅衛兵砸斷的“淮陰市碑”

第三，勺湖公園中的“淮陰市”殘碑是“文革”時期砸斷的，并非是封建時期，且“淮安府又仿制一塊立于城內”，純屬臆造。在淮安區北門大街與東門大街之間道路未拓寬前，此碑東西朝向貼于上坂街北首西側潘干臣家附屬房的東山墻，有碑樓，外觀類似土地廟，南側是潘干臣家正房北山墻。據說如此立碑方式，是因為過去碑立于十字路口時，因靠近漕運總督署、淮安府署，向北還有大河衛指揮使司等官衙，淮安城內大小官員行走到此落轎下馬極為不便，便被一任知府改為貼墻立放，此后進出“不必多禮”。1968年文革時期，“淮陰市”碑被認定為“四舊”之物，先是由紅衛兵用黃紙封蓋，后被砸毀運走，放于城北大隊市河邊作為水碼頭的墊腳石之用，直至1987年北門大街拓寬時，才找回此碑殘體。根據清晰可辨的殘文斷字以及碑后的“韓信故里”字樣，遂知此碑厚重的歷史價值。后妥善保存于勺湖碑林之中，供后人懷古瞻仰，并在府市口原碑舊址西北30米處仿照明代原貌復建“淮陰市”碑供后人訪古懷舊。